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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华: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潜力

作者:中国经营网
文长4737 - 时长12分

摘要: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自然生态的恶化,“企业社会责任”尤其是环境责任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环保标准的提高和监管加严,也让企业认识到,环境成本正在逐渐内化为企业成本的一部分。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企业一定要转变思路,社会责任是一个战略机遇而不是负担。“要做百年老店,就必须要有担当,战略取向和价值取向是企业的根本。”

在通常的认知中,发展和环保是相背离的,企业多将环保视作负担。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自然生态的恶化,“企业社会责任”尤其是环境责任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环保标准的提高和监管加严,也让企业认识到,环境成本正在逐渐内化为企业成本的一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企业一定要转变思路,社会责任是一个战略机遇而不是负担。“要做百年老店,就必须要有担当,战略取向和价值取向是企业的根本。”

潘家华是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曾任联合国环境署北京代表处高级项目官员、能源与环境顾问,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社会经济评估工作组(荷兰)高级经济学家;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次评估报告主要作者。

通过清洁生产来履行环境责任

《中国经营报》环境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您认为环境责任是一种生产力和潜力,而企业实现环境责任的一种主要方式是清洁生产。但往往对企业来说,清洁生产意味着要增加投入,从而使得生产经营成本更高,可能会有损于企业的竞争力。这个矛盾如何解决?

潘家华:清洁生产是一个过程,只要比过去的生产方式污染更少,我们就可以说它是清洁的。清洁生产要设定标准,比如淘汰落后产能要有一定的门槛,这个门槛不是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是可以达到的,这个门槛也要随着技术进步和人们对环境要求的提升、对美好生活期望的提高,不断往前推进。

行业引领能力是企业竞争力的体现,说明这个企业的效率高。我认为清洁生产的标准应该由企业制定,这样标准就有了市场属性。国外很多标准都是由行业协会制定的,这样企业实现了高效节能、清洁生产,具有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号召力。

此外,生产者需要对环境关爱和为之行动,消费者也需要对环境关爱和为之行动,这就是消费者的选择,这也会对市场产生压力,如果企业不遵循市场需求,可能就无法生存。

环境责任不应该仅仅是责任,而是动力,促进企业不断提升效率、竞争力和生产出优质的产品。

让消费者选择推动企业环保

《中国经营报》消费者的选择确定会对企业形成压力。现在有一个热词叫作“消费降级”,在房价高企的情况下,大量收入投入到房地产市场上,在其他方面的消费就会减少,各种廉价产品尤其受到收入较低人群的欢迎。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如何能对企业形成环保压力呢?

潘家华:现在房价虚高或者说人为抬得太高,导致房地产成了资金的蓄水池,但房子又是刚性需求。北京某些房子的月租高达万元,对消费者来说,大量的收入用在住房和房租上,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消费者是有预算约束的,在房子上投入得多,在其他方面可以用来消费的收入就少了,所以现在很多快餐、垃圾食品、低端产品在市场上盛行。

我们要客观理性地看待这一点。我认为,企业的准入门槛和产品标准应该对消费者、社会和自己负责,那种抱着“打一枪换个地方、反正又没有经济损失”想法的企业,不但违背了道义和自我责任,也难以逃脱法律的惩治。

对消费者来说,选择便宜的产品是饮鸩止渴,这是一种被动无奈的选择。但是要对身体健康和家庭负责,选择消费品时必须有一个最起码的标准,不能没有底线,多数人也不会选择“毒药”。

消费者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去房价低的区域。美国人口并不是都集中在华盛顿,旧金山市区面积122平方公里,人口86万人。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人口约为40万人,海牙人口约为20万~30万人,欧美国家少有超级大城市,但中国一个中心城市动辄几百万上千万人口。

这需要公共政策对公共资源配置做出明确的导向。比如中国的优质高校集中在北京,各省最好的学校集中在省会城市,而国外的牛津、剑桥一所大学就是一座城市,斯坦福大学距旧金山有60多公里,他们的大学在地域分布上比较均匀。

再比如唐山,污染严重,“傻大黑粗”,这和优质资源都在附近的北京、天津有关。有个流行的说法,全球钢铁产量中国第一、河北第二、唐山第三,如果唐山有985高校给当地提供技术支撑,唐山不会成为“傻大黑粗”。

年轻人需要寻找多元化的发展机会,不一定要集中于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创业要找适合自己发展的地区,不一定要在房价高企的地方。

我们要改变思维定式,城市发展要全面、均衡、均质化,现在交通有高铁和飞机,空间不是问题,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使得信息没有时差,大学图书馆也可以全部搬到网上,即使不是在一线城市也可以随时了解纽约时装周、巴黎时装周。

我认为,对中国来说,工业制造业正趋于饱和,生物技术、农业才是发展空间所在。我个人觉得农村生活宽松悠闲,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品质较高。

环境风险并不遥远

《中国经营报》: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报告2019》中,和环境有关的风险占了十大风险的一半以上。如何让企业切实认识到环境风险会给企业带来风险呢?

潘家华:我是湖北人,我们湖北有几千年的洪患文化——每年都要发洪水。我家在湖北枝江江汉平原西边、离荆州不远,我们那里的房子都是建在土台上,每年都被洪水淹,家家户户都有船。每年夏天,16岁以上的人都要巡防大堤。这种自然环境给大家形成的认知就是,房子建得再好、金银财宝再多,也会被洪水冲走。湖北历史上有政治家、军事家,就是没有大商人,即使现在也是“小、轻、巧”,例如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着重点就是“小”。

这种洪患文化深入骨髓,如何能够发展、积累,企业又如何能做大做强?

再比如气候变化,这会和企业没有关系吗?欧盟规定,2025年要达到每公里行驶汽车排放不超过95克CO2的刚性标准,气候风险转换成排放的刚性约束,这就是门槛。

对企业来说,风险并不遥远。

央企国企民企应一视同仁

《中国经营报》:我国在污染治理上越来越严格,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正在进行。在上一轮督察和水、大气强化督察中,很多“小散乱污”的企业被关停并转。在第二轮中央环保督察中,两家央企被列为督察对象,其下属子公司也被通报在第一轮督察时就弄虚作假、敷衍整改。这些企业是对社会责任认识不到位吗?如何推动企业履行环境责任?

潘家华:在环境治理上,单纯强化自上而下的管制不利于企业实现环境社会责任。这种单方面管制可能不切实际、好高骛远、好大喜功,制定的标准要求可能不符合经济发展需要和国计民生的基本情况。并且企业有可能行贿、污染却没有受到处罚。执法不统一也容易造成劣币驱逐良币。而且,运动式的执法对环境质量的改善效果没有持之以恒的执法效果好。

而且,单纯的自上而下的管制,企业往往会做表面文章,什么要求都可以满足,但实际怎么做的不好说。

我认为,环保督察有其必要性,它起到发出信号和威慑作用。当环境治理在法治的同时,实现自下而上全民参与和社会共治,环境就有希望了。

现在我国最大的二元结构是体制内和体制外,央企国企是体制内的、是一家人,不治理污染也没风险,民企是体制外的,有污染就要关停并转。打压民企没有风险还是政绩,打压国企则有政治风险。

国企行政属性比较强,他们都有行政级别,例如央企是正部长级、副部长级、局级,那县环保局的科级官员能管吗?在我们的官员序列下,是管不了的。

对地方政府来讲,国企是地方经济的发展支柱,是就业大户和财政收入大户,尽管税收大部分被中央和省级拿走了,但地方还是能留一点的。而且,地方如果严格监管,企业就拍屁股走人了,而我国对官员的考核是GDP导向、就业和财政导向,地方官员当然不想管。

另外,央企国企一般都有齐全的检测设备,县城环保部门则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装备,没有底气去管理,央企国企就更加肆无忌惮、我行我素。

大量体制外的民营企业提供了就业、税收和社会服务,尤其是提供了很多国企不涉及、民众需要的消费品。我认为,应该给民企一些生存发展空间,否则生活不便。现在流行“宜居”这个说法,环境治理是为了生活更好更便捷。

国企和民企这二元体制思维要从根本上改变,必须一视同仁。国企应该还原为企业主体,不要当成政府序列的组成部分,依靠法治和标准进行监管。在非洲赞比亚,很多企业去那里开采铜矿,当地政府一般是不去检查的,但是如果排污超标,企业就会接到法院的传票。

制定合理的管控方式

《中国经营报》:您刚刚提到现在GDP仍然是考核地方政府的一个主要指标。我发现在几个五年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中,设定目标的时候通常都是单位GDP能耗下降多少、碳排放减少多少。这种表述是不是容易产生误导,甚至地方为了政绩修改数据?如果是您来设计方案,您会怎么设计呢?

潘家华:我要设计的话,就以环境质量标准来管控,只要企业排放不超标就可以,其他的给予企业自由发挥的空间。

我们最开始是用排放标准控制,结果大家都“达标”,但是环境质量却恶化了。政府想把企业的每个环节都管,所以政府官员数量庞大、执政成本高企。我认为只要监控好排放,要相信企业有能力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怎么做成本最低。

例如,节能目标的单位GDP能耗,太阳能和风能是净零排放的,那么企业能耗多少不需要管理,我们只管理化石能源的使用就可以。很多人认为西部不应该发展高耗能产业,我认为恰恰相反,西部在太阳能风能方面得天独厚,可以发展高耗能低耗水的产业。

在碳排放方面,碳是一个恶品、没有人需要这种商品,因此只要发生碳排放就征收碳税,那么企业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自然知道要去想办法减少碳排放。

中国治污要靠自己

《中国经营报》:有一种说法是,英国现在环境良好,是因为英国发现了北海油气田,从而实现了能源去煤化、将污染大的低端产业转移到海外从而减少了排放。中国要实现环境治理目标,是不是也需要借鉴这个经验呢?

潘家华:欧盟在低碳发展方面一直走在前列,上世界90年代人均碳排放15吨,现在是人均7.2吨。欧盟的目标是,2030年再减半,2050年人均排放下降到1~2吨,这具有很大挑战性。

现在,英国彻底去除煤炭使用,德国计划在2038年彻底去煤,丹麦计划在2025年实现净零排放。欧盟的行为和意识是世界领先的,北欧的自行车数量比汽车还多。我一个学生在丹麦技术大学工作,她家离工作地点12公里,她经常骑自行车去工作然后跑步回家,或者反之。

发达国家也不都像英国那样,例如德国和日本并没有出现产业空心化,德国1980年的能源消费总量是3.8亿吨标准煤,现在是3.3亿吨标准煤,下降了15%,但是经济发展翻番、人口也增加了很多,德国现在仍然是欧洲制造业中心、欧洲经济的发动机。

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量和人口,如果产业转移出去,恐怕不能满足人们需求;并且以邻为壑也不可取,对全球生态安全没有保障。我们还是要通过自身努力来治理环境,推动企业实现社会责任。

《中国经营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2018)》显示,2018年,中国企业300强社会责任发展指数为34.4分,整体仍处于起步者阶段。和国外企业相比,这是不是很大的差距?

潘家华:这要考虑发展阶段问题。比如美国农药DDT,曾经获得诺贝尔奖,后来人们才认识到它的毒害,才被禁止使用。

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中国起步是比较晚的。当年湖广总督张之洞设立汉阳兵工厂时曾经说过,推开窗户就要看到冒烟心里才舒服。

一个人的成长需要时间,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也需要时间。

而且中国有很多后发优势,现在我国有很多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比如清洁能源,我们的太阳能2005年才起步,但现在装机容量和投资都是世界第一;燃煤电厂的超临界发电是全球最高水平,原来是500克煤炭发一度电,现在是270克煤炭发一度电,这是非常大的进步。

想了解更多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资讯,您还可以访问:

2019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十大趋势

如何衡量「企业社会责任」?一次看懂 4 种 CSR 评估标准


者:李艳洁

来源:中国经营网

封面图:中国经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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