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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放牧与围栏放牧,哪种方式更利生态?

作者:中外对话
文长2911 - 时长8分

摘要:
来自若尔盖草原的最新研究凸显联合放牧的环境价值,但这一模式推行起来却面临障碍。

若尔盖草原。图片来源:Novarc Images / Alamy

每一年,畜牧业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高达7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约占人类造成的总排放量的14.5%,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及消费者保护部助理总干事王韧说,“提高该部门环境绩效的潜力巨大,通过改进生产方式,而非改变生产系统,即可实现效率的提高”,进而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强度。

近期,发表在《土地使用政策》的研究对比了青藏高原不同草场管理制度下畜牧业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研究发现,以社区为基础的季节性联合放牧的碳排放强度远远低于以家庭为单位的围栏放牧模式。但专家认为,在中国已经推行了多年围栏放牧模式的情况下,要改弦更张推行联合放牧并不容易。

联合放牧更为低碳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李文军的研究团队在青藏高原的若尔盖县选取了两个研究点,分别代表两种不同形式的牧场管理体系——以家庭为基础在带有围栏的牧场全年连续放牧的阿西乡;和以社区为基础由牧民联合使用整个牧场进行季节性放牧的热尔乡。

通过利用生命周期评价(LCA)比较两种管理体系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从家庭连续放牧到社区季节性放牧,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有明显的减少。而减排主要来自整个生态环境的改善。联合放牧一方面降低了放牧的强度,另一方面有利于草场的恢复,包括土壤碳储量的增加。

研究成员、西南财经大学自然资源管理与政策专业讲师贡布泽仁表示,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生态环境退化,青藏高原牧区应保持以社区为基础的季节性联合放牧,并通过采取适当的做法加强土壤碳封存,进一步降低牲畜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北京全球环境研究所(GEI)生态保护专家彭奎介绍说,GEI对黄河源头区域的达日、甘德、班玛、玛沁等县的实地调研发现,基于牧户间某种亲戚或信任关系形成的联户放牧,其草场质量整体上要好于家庭放牧,主要是由于户均的牲畜数量比单独放牧少,放牧强度更低。

从“公地悲剧”到联合放牧

青藏高原的放牧体系经历了从传统的集体放牧到个体化的围栏放牧和联合放牧的演变。

传统而言,游牧民族为适应草原的干燥环境,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他们以部落的形式迁徙放牧,当一地的水草食尽之后,迁徙到另一地。这一传统的生产方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得以延续,牧民们在“人民公社”制度下以乡村集体为单位实行共同放牧。

然而,集体放牧导致过牧超载。以中国三大草原区之一的新疆为例,从1949年到1985年,新疆牧区羊的年末存栏数从765万余只增加到近2432万只,草场退化问题凸显。

造成草场退化的原因被归结于所谓“公地悲剧”——即在产权不明晰时,牧民过度使用草原这一公共资源,进而造成公共资源枯竭。20世纪80年代,“畜草双承包制”作为改善草原生态环境的制度性改革方式而受到推行。中国草原畜牧业逐步向个体经营转变,实行分畜到户、分草到户,一道道由铁丝制成的呈网格化的围栏也应运而生。草原就像农田一样,变成了牧民们的一块块“自留地。”

草原上由铁丝制成的围栏旁边,高度超过1.5米。环保志愿者和生态学者认为,这样的高度影响到了野生动物的自由迁徙。图片来源:邵文杰

但是,这一强调生态保育的政策在推行中却遭遇了不同声音:一方面,当地牧民质疑围栏禁牧并没有带来草场的恢复,另一方面,生态专家表示,由于野生动物的自由迁徙受到限制,草原上草籽的传播繁殖也被影响,最终伤及草原生态系统的完备性。

专注西北荒野生态环境保护的环保组织“草原狼环保公社”负责人邵文杰认为,围栏工程及定居放牧破坏了草原生态的自然规律,大大抬高了放牧的成本,客观上逼迫牧民过度放牧。被围栏围起来的地方,大量牲畜聚集,高强度的啃食对植被破坏严重,牲畜粪便满地,土地上几乎寸草不生;另外,围栏后牲畜的活动面积缩小,所食之草的种类大幅减少,导致牲畜的体质变差、品种退化,影响其健康成长与后代繁育,与现在倡导的生物多样性理念背道而驰。

联户放牧是对于集体放牧和围栏放牧的一种改进。与传统的集体放牧不同,在联合放牧体系下,草原实际管理权仍属于单个牧户,因为权属关系确定,牧户自己有保护草原的责任和意愿;而同时,在该体系下不设围栏,牲畜在相对较大的草场范围内轮牧活动,减少了对某一块草场的过度利用,有利于草场的恢复。

打破既有利益格局非常困难

但是,主张拆除围栏的声音并没有主流化。在明晰产权基础上的草原分割化管理仍在推进。根据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包括草原在内的每块土地都需要经过登记程序,得到权属的确定。最近几年,草原的“确权”已经基本完成。

同时,围栏建设的目标也在持续“加码”。根据农业部2017年印发的《全国草原保护建设利用“十三五”规划》,作为草原基础设施水平的指标之一,草原围栏到2020年的目标面积为22.5亿亩,年均增速需达到8%。

彭奎表示,要从围栏模式变为联合放牧,涉及到政策和社会层面的深层问题。他分析说,随着产权制度改革,此前的集体合作的社区治理和社会结构也随之解体、破碎化,村社集体放牧或轮牧的组织能力和基础几乎消失;另一方面,草原围栏分割后,牧户利益也多有固化,尤其是那些拥有较好草场质量和区位条件的牧户,并不愿意改变既有模式。

在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倒淌河镇,由于各个家庭土地利用方式的不同,围栏清晰的分割出不同的草场样貌。图片来源:邵文杰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草原管理司副司长刘加文撰文认为,当前主张拆除围栏的声音有一部分来自认为草原承包不公平的牧户,他们觉得自己家草原承包面积较小,希望通过拆除围栏扩大草原利用面积。并指出,拆除围栏会导致草原利用边界消失,从而导致对草原的恶性利用,甚至出现矛盾纠纷,影响社会稳定。

目前来看,中国的草场在经历了破碎化和围栏分割之后,想要重新构建起适应联合放牧的生产经营组织能力,需要打破牧民既有的利益格局,进行重新分配,推行起来非常困难。

联合放牧尝试

不过,虽然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但也并非完全不能改变。彭奎提出,可以尝试在志愿基础上实施联户放牧,“未必要在制度层面去重新修改整个政策,但可以制定鼓励性措施,鼓励有条件的牧民志愿结缔联合放牧,在不同牧户草场间轮牧或拆掉部分围栏”。

事实上,这种提议有其现实基础。有些牧区草场在历史上就并没有实现经营权的完全分配到户,而是分配到了村民小组或小部落,并由小群体在共享草场的基础上自由放牧。比如在青海果洛州的玛沁县,就通常以部落亲戚关系为基础实行联户放牧。更为积极的青海玉树的甘达村,则在村委会、共管委员会、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的共同推动下,将所有围栏自愿拆除,尝试更可持续、也更为低碳的社区经营模式。

彭奎认为,在这种联合放牧模式下,牧民可以减少劳动力投入,部分剩余的劳动力也有机会通过外出打工或者从事其他产业增加收益。而政府需要制定一些鼓励性的政策,提供生态修复和草原保护的补贴或奖励,以及就业培训等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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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外对话

封面图: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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